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鈕文新:認知錯誤必然帶來惡果——看通脹必須看清“八大需求約束”

但為什么美聯儲為首的發達國家依然對通脹無動于衷?甚至將美國國債收益率大幅上漲歸因為經濟修復?難道經濟修復、需求增加不是通脹的根本拉動因素?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首席評論員  鈕文新

最近,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大幅上漲,導致人們對于全球性通脹的擔憂。這當然有一定道理,畢竟美聯儲加歐洲、日本過去12年連續執行超級寬松貨幣政策,按照貨幣學原理,這早晚有一天引發超級規模的物價飛漲。

其實,必須理清一個常識:貨幣發行和物價上漲之間,實際隔著一道河:需求。就是說,大規模發行貨幣必須有效激發市場總需求,或說“引發市場強大的購買力”,這時貨幣增長才會轉化為物價的上升。為什么2008年之后發達國家央行釋放那么多基礎貨幣卻不僅沒有發生通脹,反而一直在通縮中掙扎?道理就是:貨幣發行并未有效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。這一現象甚至引發學界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懷疑;那現在為什么市場會出現通脹擔憂?因為疫情有望得到控制,被疫情壓抑的需求有可能快速釋放。

但為什么美聯儲為首的發達國家依然對通脹無動于衷?甚至將美國國債收益率大幅上漲歸因為經濟修復?難道經濟修復、需求增加不是通脹的根本拉動因素?按照常識,要看清通脹問題,首先需要看清需求問題,那現在全球性的需求到底是怎樣一個狀況?認真但并不完全地梳理之后,可以發現:全球需求至少存在以下“八大約束”:

第一,全球主要經濟體全部債臺高筑。國際金融協會(IIF)2020年11月預計,2020年底,全球債務將達277萬億美元,相當于全球GDP的365%。其中,美國債務總額將達80萬億美元,債務率(債務/GDP)為400%;歐元區債務率385%左右。問題是:全球債務是否還有進一步大幅增加的可能性?高企的債務明顯將成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一大約束條件,因為這必定嚴厲壓制總需求,需求無法有效增長,經濟增長的動力何在?

第二,全球性產能過剩、消費需求不足。過去40年,全球化和互聯網發展,使世界經濟已經形成“相互依賴的三角形關系”:新興市場國家擔負全球消費品制造,資源富足的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,而發達國家負責消費。事實是,2008年之前,發達國家的極度消費已經把制造業國家的產能推高到極致程度,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斷崖式跌落,全球性有效需求不足,發展中國家產能過剩成為必然。尤其是為應對金融危機,各國債務急速增長,包括私人消費債務在內的全球債務急劇膨脹。但是,債務增長畢竟存在上限約束,一旦達到一定的邊際,債務增長將越發艱難,這必定嚴重抑制總需求,并導致工業品產能更加過剩。

從另一個角度看,全球最喜歡借錢消費的美國人,金融危機之后,其儲蓄率從0%附近上升到2019年底的8%附近,而疫情導致的“不良經濟前景+消費場所限制”,更使美國人的儲蓄率在2020年12月快速攀升至13.7%,創下1975年以來的最高值。如此消費狀態勢必進一步加劇發展中國家產能過剩。

第三,創新成本高不可攀。一般性商品的生產和研發,已經引不起投資者興趣,但高科技投資動輒需要上百億、上千億的巨額資本,與之相伴的投資風險也大到難以想象??萍汲晒D化為全新生產力,必須投入巨額市場成本,為新產品迅速打開一個巨大的市場,否則無法平衡投入和產出。比如,一枚高端芯片商用必須要求足夠的客戶“快速提供”足夠的需求,短時間內形成巨大用量,否則就可能發生難以承受的巨虧,不僅限制芯片的進一步研發能力,甚至會把廠商推向死亡邊緣。

第四,貧富分化日趨嚴重。當發達國家陷入發展低潮之時,依賴發達國家債務度日的貧窮國家,償債壓力越來越大,嚴重限制其發展空間,并導致國際間貧富兩極分化更加嚴重。與此同時,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分化的矛盾越發明顯,社會沖突頻繁爆發。尤其是疫情暴發之后,發達國家內部矛盾稍有星星之火則成燎原之勢。美國、歐洲無不受此困擾,大大增加了社會治理成本。

第五,中美關系日益復雜多變,幾無可能回到從前。毫無疑問,中美關系是全世界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。近年來,中美關系陷入困境,美方全面打壓遏制中國,不僅嚴重損害兩國人民利益,也給世界帶來了極大危害。當前,中美關系已經來到新的十字路口,未來走向如何,將對全球經貿關系產生重大影響。

第六,新冠肺炎疫情蔓延。據約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,截至北京時間1月27日上午9時22分,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超過1億人,全球死亡人數超過215萬例。盡管疫苗已經開始接種,但未來病毒變異情況會如何發展?整個世界還會因為疫情構成多大范圍、多長時間、多大程度上的經濟停滯、失業增加、債務擴張?這又是全球經濟的重大不確定,但可以肯定:(1)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所有惡果,都在疫情中不斷發酵;(2)疫情對國際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不可估量,甚至“徹底改變世界格局”。

第七,疫情加劇全球實業資本、股權資本爭奪。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,世界主要經濟體全部轉向“再工業化”過程,紛紛出臺極致性貨幣政策全力激發股市,展開激烈的實業資本、股權資本爭奪,并以此全面激發國家經濟的創新能力,搶占未來科技高地和智能化先機。

科技戰,表面看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科技封鎖,而背后的實質其實是:控制全球科技資本流向,壓制別國對全球科技資本的吸引力。對此或許沒有誰對誰錯的簡單評價,可能人類經濟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實現新的發展、創造新的財富,并以此破解歷史債務風險。

高科技經濟發展的巨額資本需求絕非歷史任何時期可比,也絕非單純依賴單一國家能力可以實現。所以,要在科技經濟發展中贏得先機,動用一切國家力量和非常規手段去贏得全球科技資本,幾乎是必然選擇。

此外,在疫情阻斷全球一般性商品供應鏈、產業鏈的背景下,各國實際已經開始審視這些曾經“不被重視”的商品,其生產也要回歸國內。去年底,世界銀行發布一份報告指出,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國政府和跨國公司開始更加注重全球產業鏈、供應鏈的安全因素。如此狀況,勢必加劇全球實業資本、股權資本的爭奪。

第八,寡頭壟斷集團對經濟的控制力、政策的影響力進一步強化。發達國家就其自身最新的研究稱:(1)寡頭壟斷集團已經變成當代政治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,從而對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構成重大影響;(2)現在和未來,商品價格只在很小的市場領域由供求關系決定,而更大范圍內,則由壟斷集團控制。事實上,為從“貨幣、財政——雙擴張政策”中獲得更大利益,寡頭們有效壓低了基礎能源——石油價格,從而為“雙擴張”長期化提供了條件。最為典型的證據是:石油價格與美元指數之間的負相關關系“嚴重偏離”。當然,除供求變化因素之外,決定石油價格的因素還有很多。比如,各國致力于新型綠色能源建設的趨勢,以及個別時點上金融大鱷借題發揮的操縱性炒作。如此等等做法,恐怕都與利益集團更希望貨幣政策長期維系寬松密切相關。

其實,還可以找出許多嚴重制約全球需求的因素。比如,中東日益嚴重、日趨激烈的地區沖突;英國“脫歐”,以及歐洲大陸日益嚴峻的難民問題;等等。但以上“八大需求約束”已經足夠了。

第一,這樣的情況導致全球經濟增長長期低迷,就算疫情結束會帶來大幅反彈,但增長的可持續性也值得懷疑;第二,當救助款項退出,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,其消費能力是否可以持續性增長?全球消費價格是否會因生產恢復到疫前而大幅上漲?如果經濟增長和全球總需求無法有效“超越疫前狀況”,那疫前一直持續的“通縮狀況”是否應該繼續?這些其實都是未定之天。

總之,鑒于“八大需求約束”的長期性,全球總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不可能因為疫情結束而立即轉變,更不可能短期內消失。而被延續的、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,其根本目的也不是為了挺高CPI或拉動就業,而更該將其視為拉高股市,爭奪全球實業資本、股權資本和科技資本。

需要特別注意的是,一個錯誤觀念長期誤導中國:寬松貨幣只許信貸擴張,不許股市走高,因為股市走高會引發“泡沫”。

實際上,信貸擴張如果沒有股市上漲——股權資本加厚的配合,則企業債務增長將長期得不到股權資本的平衡,如此必然導致的結果是:第一,債務杠桿過高,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會失去動力;第二,國家經濟時時受到債務危機威脅,應對特殊情況的能力不斷弱化;第三,作為創新主體,企業科技創新的動力和能力都會被同時削弱。上述三大問題恰恰是困擾中國經濟的現實存在,而過去乃至今天,上述錯誤觀念還在不斷發酵,這難道不是嚴重的經濟問題嗎?

責編:姚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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